不逐时代时尚敢为先,四大导师

  初夏的北海公园,微风轻拂,水波不兴,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候。    远远地,走来一群人,中间那位有50多岁,他双手背在身后,对身边的人说着些什么。周围的人看起来很年轻,都是20多岁的样子,脸上带有崇拜的神色。

手机买球客户端 1曹云祥(1881-1937),1922年4月至1928年1月出任清华学校校长

  那人说:“归纳起来罢,以上所讲的有两点: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手机买球客户端 2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这是1927年,说话的人是梁启超,时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的四大导师之一。

手机买球客户端 3陈寅恪

  每年暑假前,他都会约几个同学一起去北海散步、演讲。而这次,由于邀请的“嘉宾”并没有到场,他便自己展开了即兴演讲。他的学生吴其昌便将他的谈话记录了下来,辑成《梁先生北海谈话记》流传至今。

手机买球客户端 4梁启超

  那时的他们都不知道,四大导师在国学门的一言一行,几乎字字句句都被后世奉为经典和楷模。

  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赴中国讲学后,曾写下他对清华的印象:“到了清华园,一个英国客就感到仿佛在美国一样……这个学校的校长,也就像一位美国中小城镇里的镇长。”考古学家李济之子李光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里,记录了由父亲转述的这段话。而这“仿佛在美国一样”的氛围,其实已让部分清华师生有不满足。1925年,《清华周刊》第315期刊登了已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的清华学生施滉的文章,他对当时尚未完全改制的学校的进言,就体现了这种情绪:“同学渐渐的觉悟自己是中国国民,已经稍稍注意国情,虽然仍把留美当做入清华的目的,可是已经知道留美不是最终的目的了。学校方面已经确定为中国造就领袖人才为清华教育的方针,并且鼓励学生研究国情。……务必要使清华人才能够应付中国环境。”

  ◎本版参考书目

  主笔◎曾焱

  《王力》

  清华改制以设立国学研究院为发端。1924年秋,时任清华校长曹云祥开始筹备改制,设大学各学系及国学研究院,留美预备班办至1929年结束。曹请来胡适主持设计国学研究院的学制蓝图,但当他提请胡适为导师的时候,胡适表示自己不够格:“非第一流的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三人里,除章太炎未肯受聘,梁启超、王国维先后于1925年春迁入清华园,加上其后从欧洲回国的赵元任、陈寅恪,清华为国学研究院所请都是会通古今中西的一时之选,校内外称“四大导师”。

  张谷、王缉国

  国学和科学同被重视,倡导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独成风气的“清华学派”谱系由此生发。虽然1928年后时势遽变,王国维自沉,梁启超病逝,赵元任去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四大导师”只剩陈寅恪一人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在训练了4届72名学生后不再开课,但它成功的治学风格和人文气质仍在改制为国立大学后的清华得到了承继。冯友兰、潘光旦、叶企孙、陈岱孙、费孝通……第二代、第三代清华教授集“清华学派”之成,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过程中都成为独开风气的学者兼思想者。

  《清华故事——

  通方知类

  名人眼中的老清华》

  看民国时期学者对王国维先生外形的描述,大致无二:个子不高,面孔瘦而微须,常穿藏青长袍外罩黑缎马褂,瓜皮帽下的一根发辫,在清华园里是他最特别的标记。

  李凌己、佘志超

  王国维进入清华园,无论在当年还是现在,都被看待为20世纪学术史的一件大事。立命于现代教育机构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了一位被视作遗民学术圈的代表人物为首席导师,且此人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力荐,在当时不可谓不轰动。从民国时期取不同立场的学者们的追忆文字来看,外形如遗老的王国维,思想学问上实是旧学的破坏者。民国学术界早就关注他,1917年蔡元培想聘他到北大做教授未成,到20年代通过马衡,设法请他做了一段时间北大国学门的通讯导师。王国维的同乡学者、后来任过台湾“故宫”院长的蒋复璁认为:“要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传统就不能不想到静安先生的道德与学问,在‘五四’后讲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条路子是他开创而有光辉的成绩。”

  《清华的大师们》

  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是在王国维身后,陈寅恪对他学术方法的概括。顾颉刚当年悼王国维先生的文字,也非常值得转述:“他的学问,恐怕一般人要和别的老先生老古董们相提并论,以为他们都是研究旧学,保存国粹的;这是大错误。学问的新旧决不在材料,而在方法上、思想上。”“静安先生在二十年前治哲学、文学、心理学、法学等,他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已经上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路。自从跟了罗氏到日本,始把这些东西一齐丢掉,专注于考古学及史学。他对于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都要研究,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不过这一点他因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所以讳莫如深而已。……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做经书(圣道)看而当做史料看,圣贤不当做圣贤(超人)看而当做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

  黄延复

  迁入清华前,王国维在北京住地安门织染局十号。1924年初,蒋复璁去家中拜望,王国维相送一本白纸铅印的《静安文集》,里面收有他早年译的康德、叔本华文章,拜伦诗以及以叔本华学说为出发写成的《红楼梦评论》。蒋复璁问先生以后还想用西学做点什么工作,当时正研究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的王国维说,想用英文译本重译《马可·波罗游记》并加以考证。这部书没有来得及写,他就自沉于昆明湖了。为梅兰芳执笔口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许姬传,回忆古文物学家徐森玉曾同他谈论王国维,说他著述的方法有三个字:“博”、“专”、“细”。徐和王私交好,有次去家中拜访,王国维正在写《宋元戏曲史》,桌上和架上摆的都是有关这部书的资料,四处摊开,聊天也左右不离这个话题,并将辩难得出的结论都记在笔记里。过段时间再去,见他已经完成了《宋元戏曲史》校样,书桌和书架上全部换成了下一本书的资料,和人谈话的题目也全变了。

  《赵元任生活自传》

  王国维于学问上的成就,大贡献都在35岁后。他是浙江海宁人,父亲擅书画但无功名,是当铺里的一个朝奉先生,也就是管事人。王国维在乡里有少而敏达的名声,18岁中秀才,后来却屡试不第,22岁后离家到上海求出路。他先在时务报馆谋到书记员的差事,后来转入讲授新学的东文学社半工半读,跟日本老师学了日文和英文,开始接触对他一生影响很大的康德和叔本华学说,遇到当时还是维新名士的罗振玉,获他识拔、资助,从此在生计和治学上一生未能和罗氏分开。

  赵元任

  在罗振玉所办的《农学报》和《教育世界》杂志上,当时大半是王国维的翻译和撰述。1913年,他29岁东渡日本,在东京的物理学校苦读日文、英文,学习数学、物理和西方哲学,奠定了融通中外思想的基础。从31岁到36岁居北京5年,他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出发来做中国文学批评,研调诗词戏曲,《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等传阅极广的著述陆续在这一期间出版,作为诗人和文学史家的王国维被学界所重,中国文学史对通俗文学价值的认识也由他开始。在为《国学丛刊》起草的出版宣言中,王国维提出了于中国近代学术之形成有启发的思想,“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辛亥革命后,王国维跟随罗振玉,携家眷再渡日本4年半。从日本开始,36岁后的他进入了中西文化会通时期,专治经史,做大量甲骨文拓片的调查和考释,将经史与实物新史料合而为一,相互证明。这是他以古史学者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声誉之始。在学界中人看来,他最伟大的成绩要算《殷周制度论》,这是他研究甲骨文的大发明,梁启超赞为“绝学”——“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

  《吴宓日记》

  在清华两年,王国维每月400元大洋,在全国教授中应是数一数二的高薪——据清华校史资料,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校长后,确定教授的薪金标准为300~400元,最高500元。讲师为120~200元,助教80~140元,普通校工9~25元。1925年春迁入清华后,王国维和研究院的另一位教授朱自清都住在西院,有说是他不愿住好的北院洋房,而西院里完全是中国式的房子。王国维家租用了16号和18号两栋。“16号是父亲的书房,为研究写作的地方。书室为三件正房的西间,三面靠壁全是书架,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南面靠窗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两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时用。”这是王东明对父亲书房的回忆。在她印象中父亲生活很有规律,如果没有预先的约会,每天上午一定步行到公事房办公,下午在家中书房研读或撰稿。

  吴宓

  语言学家姜亮夫撰文回忆当年考进国学研究院后,第一堂课就是听王静安先生讲的。先生“上课不大抬头看学生”,但讲课“非常细腻、细致”,讲的是《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再用三体石经和隶书做比较,“这样一来对汉字的研究方法细密了,而且还知道许多相关书籍”。校园里每周六有师生同乐会,王国维虽然像平时一样寡言笑,但偶尔也会即兴表演节目,比如梁启超背诵《桃花扇》的时候,他就背一篇《两京赋》。两人记忆力都很惊人。

  《梁启超年谱长编》

  他也并不总是极乏趣味。清华每周六晚还有一个学术演讲会,王国维先生曾给学生讲“新莽量衡”,不仅详细考证出王莽篡位后改革的度量衡制度,而且带来了他根据考证复制的量衡模具,当时是大学部学生的徐铸成觉得,“我这样历史知识贫乏的青年,听了也觉津津有味,久久不忘”。他很少训斥学生,但也不虚言。他和学生在一起,很少表态。他有两句口头禅:学生讲得对,他就说一句“那倒很有意思”,如果不对,他就摇头,或者加上一句“怕不可靠”。有学生在“历史学会”的茶话会上提议办刊物,他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这样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

  丁文江、赵丰田

  王国维生于1877年,小梁启超4岁,但因为有那根发辫,人都觉得他老古。有一流传很广且意味深长的细节,说有次太太为他梳辫子,问他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什么。他的回答是:“正是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什么!”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对王国维最后自沉昆明湖是“殉清”还是“殉文化”等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争论,不再赘述。1927年9月21日,在他蹈湖后3个多月,梁启超在他墓前对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做长篇悼词,评其学问道德:“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蒋天枢

  1898年王国维在上海时务报馆做一个小书记员的时候,梁启超已是《时务报》主笔,两人地位悬殊。而他们同在清华国学院任教后,梁启超却坚持尊王国维为首席,自己甘居其后,对其广而深的学问极为钦敬。从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到鲁迅、郭沫若,民国学界对他学问道德的赞佩,一如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中所写: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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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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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写的纪念铭文。

  不服西学东渐  逆大流讲国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清华师生受到了影响,掀起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改良清华”的奋争。

手机买球客户端,  这所刚成立不久的学校,因用庚款办学遭到了不少骂名,认为其为“洋奴学校”,专培养亲美文化的学子。而这时的清华内部,也确实更重视西洋文化。

  学校虽开有本国文化的课程,但并无学分要求,反而如果修不好西洋文化,会影响学业。再加上学生们出于将来出国语言的考虑,学校内部对西洋文化的重视一时间达到极致。

  但是,不少有识之士对清华的这种现象颇为不满,提出改革思路。

  1925年,在校长曹云祥的推动之下,学校进入了后来被称为“过渡时期”的日子:成立大学部和研究院,但因为缺乏资金,国学又尤为重要,便在研究院下先设国学一门。同时,学校聘请了日后被世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属于清华的国学时代终于缓缓开启。

  当众学校还在孜孜以求西学东渐时,清华却别树一帜,静下心来,逆势而上,回顾整理中国的千年文化。

  不给固定答案  践行独立思考

  吴其昌在《梁先生北海谈话记》中记录道,梁先生认为,当时全国的学风都走到了急功近利的一步,并喜好在获取“断片的智识”而夸耀……学术之不考究、不谨严,尤其不允许别人指摘,学风低下,不堪入目。

  梁启超认为,自己的学生务必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下,保持冷静的心态和独立思考的思想,“杀出一条血路”。

  在日后的教学过程中,四大导师的言行,也无一不在践行着这个规定。

  王国维上课时,讲得很朴实,见解却精辟新颖,为学生闻所未闻。他讲课逻辑性强,凡经他作过精深研究的课题,他都有分析,有肯定的结论。但让学生王力奇怪的是,在一些问题上,他常说“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竟有好几个问题如此。

  后来王力才知道,王国维并非真的“不懂”,课下学生再去请教时,他便能说出自己的见解来,只是他觉得自己的意见不成熟,不宜在课上作结论。而且,王国维有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想用自己的答案限制学生的思维。

  梁启超讲《近300年学术史》,学生张荫麟写信给他,有所发难。梁启超非但不责怪他,还在其快毕业时,称赞他说:“你有做学问的资格”。

  反对著书立说  提倡潜心研究

  时人喜好著文出书,对于这一点,大师们也颇为反对。

  一日,陈寅恪先生为同学们演讲,他指出,现在对文化史的研究已呈现两种思路。一种是旧派,研究“死材料”,人们并不能从中学到什么新制度,也无法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感。

  第二种便是留学生的“整理国故”,但此一种目前有许多滥竽充数的“学问”,明知无法证明,却硬要将西方的科学精神生搬硬套,来解释国学内涵。

  此类书目,已充斥社会上下。而他的学生必须有批评态度、独立精神,一切从史实出发,而不是随波逐流。

  梁启超也不同意学生跟随风气办杂志。五四运动之后,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常常是这个杂志办了几天,便停刊,几拨人又重新排列组合,办下一本杂志。

  他认为年轻人的思想尚不成熟,写出的东西难免有误,因此,更应该读书而不是著文。即使著文,也不需要发表。

  于是,国学门成立数年间,并没有一本像样的刊物出现,也没有人急着著书立说,反而以国学为安身立命之所,全身心投入研究。

  坚守道德底线

  倡导人格独立

  梁启超曾提出,社会的浮躁已无需多言,而人心之不古,世风日下,更是让他痛心疾首。他希望学生能重树道德的信仰。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使社会上的人并不相信道德,但他的学生必须从自己做起,坚守道德底线,人格独立,并以此来潜移默化他人,以改造社会风气为各自的责任。

  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精神,至今听来,仍是胆识空前,甚至有一种悲壮的色彩。而也正是梁启超的这一见解,使得国学门与其他“整理国故”的机构相比,更早到达了国学的真谛本身。

  ●结语

  1929年6月底,刚刚成立的国立清华大学迎来了第一批大学部的毕业生,同时,国学门也送走了自己最后一批研究生。

  随着成立综合性大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国学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说,王国维先生和梁启超先生的去世,使得国学门达到了思想史的高度,那么众弟子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不遗余力地一次次踮脚回望,则完成了国学门成为经典的塑造过程。

  正如1929年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上撰写的碑文所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如今,这块碑依然在清华园里立着,人来人往,总有人停下来,细细地揣摩这其中的含义,了解这几十年来的得失。

  而“独立”和“自由”,他们的弟子用生命和尊严为之坚守。

  本版文/记者  徐天

  制图/周建文

  1925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老师到校后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依次是讲师李济,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因1926年夏才到校,故未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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